女法官

周五下午并没有感到轻松，忙完已经快到六点，田秀英记得刚工作那几年不是这样：可以坐在椅子上泡杯茶，数墙角裸露出的砖块又多了几个虫眼，给院子的花草浇浇水。她半倚在桌边和年轻的书记员们讲述从前的事。

“记得第一次当书记员的时候，那个紧张哟，法官和当事人都说得特别快，我在旁边一点儿都不敢分神，开完庭出了一身汗，比当事人都紧张。”

手边的座机响了，那人慢吞吞的，一个字一个字往出蹦：“我叫刘建国，案号5078，是个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怎么了？”着急回家做饭的田秀英有些不耐烦。

“我想问下，通知我下周二开庭，需要带什么？”他还是像豆子砸地一样，慢吞吞地说。

“带上证据，还有你的身份证复印件。”田秀英答复，“来了找姓张的书记员。”

“那就带上房屋租赁合同吧，也没什么其它需要带的相关证据了。”

“你觉得相关的都可以带，按传票时间来就行了。”田秀英打算挂断电话。

那头还是不依不饶反复问着相同的问题，“法官你贵姓，带上证据和身份证复印件就行了，对吧？”

“对，我姓田。”

慢吞吞的声音突然加快频率笑起来，“七十几岁了，一辈子还没打过官司，你看这要上法庭了，也不知道带什么。”

田秀英听着那头和父亲年纪差不多的声音，心里一酸，又重复给他讲了好几遍。想起读大学期间，父亲为了家门口的一棵大树不被砍伐，让人打伤了腰，给还在读政法大学的田秀英打电话，勉勉强强弄好了起诉需要的材料。她在电话上教训父亲：“一棵树，能有你人重要？”父亲在那头砸吧好几下嘴，“瓜娃，这哪儿是一棵树的事，树是分界线，砍了就说不清了，人家想侵占多少地就占多少。”

“哦，对了，法官你贵姓。”

“田，田地的田。”

“哦哦哦，对，这个田，问过你，又忘了。”

当了庭长后，田秀英很少接办公室电话，都是书记员接了转给她。这般事无巨细交代开庭的事项，倒突然让她有些感慨万千。

今年五月，田秀英回了一趟她待过的长宁镇，法庭的老房子不见了，留在记忆中的一个影像还伫立在那里。村里人说搬迁去了别处，原先的太旧了。对于曾经日日夜夜在这里的田秀英而言，是一场略显伤感的告别，一颗热热的心再也不能停泊在冬暖夏凉的炕头上。

那些年，干巴巴的法条融进她的血液里，乡村有太多不懂法的人，也有太多需要法的人，她整日咀嚼、消化，学着当地人的方言和语气，和当事人挤在小小的屋内说理辩事，没有电脑，也没有柔软的靠背椅。

来到长宁法庭，她放弃了留在省城的机会，放弃了爱情。

毕业那年，田秀英坐在图书馆，指尖滑过纸张，她轻声读：“法律就应是铁的，像铁索那样。”她坚定着成为一名公正法官的心，也坚定了要回到家乡，回到越来越需要她的老父亲身边。

工作后，她又读到：“法律绝非一成不变的，相反地，正如天空和海洋因风浪而起变化一样，法律也因状况和时运而变化。”

基层法庭的司法审判，表面上无非是群众吃穿住行、家长里短，事情小，但也能给老百姓造成“大烦恼”，长期扎根基层，田秀英与群众的心贴得更加紧密，她坚持基层审判“泥土味、汗水味、人情味”，利用女性敏感细腻的天然优势，百炼钢化作绕指柔，每每使得邻里乡亲“一笑泯恩仇”。

乡村常见的多是民间借贷纠纷案，法庭离她住的地方很远，只有自行车，冬天没暖气，等她骑20多公里赶到，已经有人等在那里。

“田法官，田法官，我借给刘大拿的一万元，他必须连本带息还给我！”

“我没还吗，这些年断断续续不是一直在给你还。”刘大拿也显得有些委屈。

双方挤在窄窄的门框边争先恐后给田秀英诉说事情经过。

田秀英看起来文弱，说起话来却掷地有声，很有力，搓了搓冰凉的手，她开了口，“刘大拿，你先出去，我和孙大妈说两句。”

“您坐。”田秀英从角落拉来凳子。

“要不是真的有困难，谁愿意闹到这一步，我老了，和老伴没收入来源了，三个儿子都在外地，过年才回来，去哪家都遭嫌弃。大儿子找的南方媳妇，孙子都不让我带。”

“刘大拿也是你老邻居了，相信你当时也信得过他，才借钱给他，利息咱就算了，你俩各退一步，我看他两年没给自己添新衣服了，那双棉布鞋也是缝缝补补的，你等下瞅瞅，鞋帮又开了。钱呢，他也愿意还，这都十年了，断断续续一直在还，孙大妈。”

“当时借条约定了的。”

“您看您还是没听懂我说话，这样，你再想想，我叫刘大拿再问几句。”

“叫你了。”孙大妈拽了拽门口抽烟的刘大拿。他急忙丢下烟头，用布鞋底揉碎零碎火星。

“我愿意还，和孙大妈多年邻居了，不过现在真的没有那么多，年底工钱结了我再还她一半。”

“什么时候还清？”

“明年三月底，有的时候我就多还点，没有就少点。”

“行，这下你俩再沟通一下，可以了，咱就调解。”

孙大妈从刘大拿旁边挤进来，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好似还带着气。

“孙大妈，你看明年三月底行不，就凭着我刚和老婆离婚那段日子你总叫我去家里吃饭，我也不能欠你钱。”

“行，只要你赶三月底给我还了，我这两年也很难。”

“明白，我明白。”

“前几天给老伴做了双新布鞋，你俩脚差不多大，等下我回家给你拿。布鞋这么破，哪个女人愿意跟你。”孙大妈说着还顺手拍去了刘大拿衣服上的灰。

田秀英看着此时你一言我一语的两人，仿佛昔日的好友谈心。

……

思绪被书记员的一声“田老师”拉回。

“田老师，咋还不走？”

她看看表，六点半。

锁了门，赶紧往家赶，孩子今天放假，答应包饺子给她吃。饺子馅中午拌好了，皮还没擀，擀有些来不及了，田秀英打电话叫儿子去楼下超市买些饺子皮。到家时，因脑梗行动不便的父亲正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她回来了，盯着她笑。

父亲是个老党员，田秀英从前忙碌到深夜回家时偶尔也会跟父亲抱怨工作中的辛酸与危险，父亲只是熄了灯，说句：“水壶里热着牛奶。”

垂在沙发边的脚把垃圾桶踢远了一些，踢到茶几侧边，父亲偷瞄田秀英，像个藏拙的孩子。

“你又把烟灰弹果盘里，说多少次了。”她熟练地上前抢过烟，提溜着果盘里的一串葡萄转身进了厨房。

不一会儿，饺子熟了，饺子烫得儿子不得不吐了出来，正巧砸在蹲守在桌边的小猫头上，猫咪吓得“喵喵”叫着跑开，惹得一家人大笑，父亲又在那头仔仔细细地吹，饺子快黏在一起了，也没见吃一个，田秀英夹起一个要喂他，父亲急得直说“烫烫烫”。